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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影响当下消费决定的并不只是目前的消费能力，还有消费者的消费意愿。中国居民的储蓄率相对偏高，您认为如何进一步挖掘空间推进消费复苏？
刘劲：中国的消费面临两个问题，一是短期的所谓经济上的冲击，包括疫情，还包括去年一些像反垄断、房地产等相关政策调整；二是长期的一些因素，中国为什么消费一直不足？
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经济结构投资占很大比重，自然居民收入和消费动力就不足。过去的经济政策一直是偏向投资、偏向生产，但同时挤压收入、消费。
拿土地政策举例，一般来讲，地方政府给工业用地一般定价很低，但是居民住宅用地的土地出让费就极高，这样自然会压抑消费，因为老百姓往往花很高的价格购房后就没有足够的钱去消费了。
我们需要意识到一点，消费不是简单的手里有多少现金。
老百姓消费的时候，实际是在做一生的规划，涉及消费者的信心和收入预期等，如果消费者对将来的工作和收入有信心，就更有意愿花钱，没有信心消费意愿就低，所以并不是把钱给了消费者，经济就能快速发展，没有那么简单。
Q：有学者倡议发消费券，也有人认为直接给老百姓发钱，您如何评价这两者对经济的作用？
刘劲：我觉得现在还不见得要走这一步，但可以考虑税收减免等方式，尤其对低收入人群。
比如刚工作的年轻人，如果收入低于七、八千，可以减税甚至免税，这些都是可以推动消费的。
现在如果直接给老百姓发钱，会对通胀产生较大影响，美国今年的高通胀与它此前大量印钱、发钱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Q：疫情期间服务业受影响较大，您认为从恢复发展角度讲，服务业相比制造业有哪些限制？如何突破这些限制？
刘劲：我认为服务业发展受两方面影响，一是疫情，二是政策。
受疫情的影响很简单，服务业在很多情况下是需要人和人见面才能产生服务，对于传统的餐饮业，我觉得慢慢会恢复回来，但需要时间。
而对文化和娱乐有关的行业，需要政府在制定政策及执行过程中，充分保护其活力和创造力，才有可能完全恢复。
Q：近几年，很多中小微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较大，民生与就业情况也受到深刻影响。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有效恢复经济和推动企业再出发？
刘劲：我国政府一直非常支持中小企业。但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在于民营企业整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。
中国主要有三种企业，民营企业、国有企业、跨国公司，其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比例相对是比较稳定的，短期内没有特别大的变化。
所以最近这几年，主要是民营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变化较大，得到的资源较少。
五年以前，我国民营企业一直是高速增长，其扩张意愿也高，在其增长过程中不仅有自有资金，也有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的融资。
但近几年，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等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，因此很难实现增长。
所以未来建议给民营企业营造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，并给予更多资源支持，因为它本身效率比较高，盈利能力强，从而能带动更多的就业，然后才能产生一个良性循环。民营企业如果不能得到充分发展，就业一定会受影响。
Q：展望2023年，您认为我国该如何运用好财政政策，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？
刘劲：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多是结构性问题，比如要解决房地产问题就要解决土地财政问题，不能依赖土地财政继续进行发展。
其次我觉得民间的活力尚未被充分释放。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大力发展民营企业，调动民间的力量，让民营经济发扬壮大，把民企的积极性完全调动出来；另外要大力改革国有企业，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。
如此一来，相信无论是企业还是老百姓，对将来的预期都会产生变化。
因为国家的发展方向影响着民众的信心，我们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，保持改革与开放，民众的信心就会增强。
至于财政政策，我建议从思维上进行调整，原来我们许多经济刺激政策更多偏向硬件设施，如造桥，铺路，修机场等。但目前我国的基建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已经超前了，中国实际上缺的是软件，不是硬件。
因此我们要加大教育和研发的投入。教育投入是一件长期的事情，而非短期效果。研发也是，发达国家如果要跟中国脱钩，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技术，以后如果不让我们用了，只能自己研发创新。最后就是培养人才，吸引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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